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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伟书画印诗:偶成佳句吟丘壑 墨韵书香别有天

  胡立伟,1956年生于长沙。湖南省画院专职书画家。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画院副院长、湖南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鉴定评估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美协理事。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展览:《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八届美术作品展》、《全国第十一次美术作品新人新作展》、《第五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展》、《第一届、第二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精品展》、《第二届、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等。代表作《使命》入选文化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光辉历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美术作品展》。

  中国画与汉字书写艺术密不可分。南北朝时代谢赫在《画品》中提出“六法”,将“骨法用笔”列为绘画的重要法度,已显示中国画“书画一体”的特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工画者多善书”,画家兼为书家当时已是常见的现象。绘画和书法凭藉笔、墨、纸、绢等相同媒材,绘写出或雄健或柔媚的线条,以充满乐感的韵律表现出物象的美。不仅媒料、技法、形式相通,绘画与书法的艺术精神更是相通的。绘画渗入书法的精神,中国画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艺术。

  宋元明清时代,文人画家将书法篆刻艺术融入绘画创作当中,构建出中国画艺术新的风貌。印章篆刻也是线的艺术,绘画、书法与篆刻结合,镌印成为风气,形成了篆刻艺术的创作高峰。清末民初是书法篆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书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书画印结合,孕育出具有金石趣味的画风,一扫柔弱萎靡的颓势,开辟出中国画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新的路径。

  中国是文学的国度,中国艺术是诗、尤其是抒情诗的艺术。蔡元培认为:“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强调绘画与书和诗的关系,强调画家的书法修养和文学修养。文人画家以为“诗画一律”,推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宣和画谱》进一步指出:“故善诗者诗中有画,善画者画中有诗。然则绘事之寄兴,与诗人相表里焉”,诗画异质同构,画家与诗人“相表里”,一身而二任。古人云“诗言志”,诗的本质不仅在于咏物,更加重要的是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诗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真实呈现。中国画以“气韵生动”为先,在再现物象客观的生命的同时,更表现作者主观的生命。这种宇宙天地之间客观物象与主观生命生生不息的交融和流动,构成了中国画最高境界“意境”的创造。

  文人画超越画工作画看重描摹客观物象,转而注重主观情感的真挚表现。绘画作品的成败优劣不在于用笔、用墨、用色、章法布局技巧的生熟高低,更在于作品内涵的深厚和意境的高远。绘画脱离缺乏生动气韵的板滞刻划,追求的是高深的内涵和悠远的意境,为此画家具有书法的功力与文学、尤其是诗的修养愈形重要。修养深厚的中国画家往往自我标榜书法和诗文的精妙,将诗置于书画印诗“四艺”首位,强调诗为书画印诗“四艺”之统帅和枢纽。画家徐渭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公认吴昌硕书法篆刻功力最深,而他自己看重的却是诗作。当时艺坛评价吴昌硕:“翁既多技能,摹印书画皆为世贵尚,独喜于诗”,认为吴昌硕书画印的成就来源于诗:“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其结构之华离杳渺,抑未尝无资于诗者也。”崇拜徐渭、吴昌硕的齐白石尽管诗作获“薛蟠体”之讥,却仍认为自己“诗第一,印第一,字第三,画第四”,流露出画家对诗艺的重视。

  我认识胡立伟已有多年,然而直到近日,才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他的艺术。我欣赏胡立伟的艺术,欣赏他的书画印诗兼容并包,“四艺”皆能。

  胡立伟是书家。他的书法以行楷见长,以行楷抒发性灵,得心应手。胡立伟的书风谨严整饬,不失法度,脱除软弱拘谨柔媚之病,取法乎上,追摹王右军、李北海诸前贤,在清润秀朗、潇洒飘逸之中,显现出流丽刚健、遒厚精古的美感。近年胡立伟的书法由帖及碑,由行及篆与草,努力展现飞扬灵动的意态和雄浑刚强的笔势,不少书作更着意运用中国画的用笔用墨和章法布局,别有佳趣。他2006年作行草书对联“右军如龙,北海如象”,2008年作行书“松风品茗”,直至近年众多篆草书法作品,都是放笔直干又有所收敛,寓沉稳于放纵之中,并非堕入狂怪粗野“野狐禅”之道的佳作。2008年作行草书“半亩方塘一鉴开”,含汉隶和魏碑笔意,着意调整行楷易于轻薄流滑的缺陷,变圆为方,宁涩毋滑,宁拙毋巧。

  胡立伟的篆刻被誉为“扪蛇屠龙之手”,印风高古,心追手摹的是中国篆刻艺术两大高峰秦汉玺印和清末民初诸印家的路数。胡立伟治印,挥刀凿石,纵刃直下,师从前人又自成机杼,法古而不泥古,表达的是现代艺术家自身的艺术风貌。他的白文印凝练拙厚,在雄健奇恣之中蕴涵活泼和灵巧多姿。朱文印则多用大小篆,错落有致,秀雅清新。胡立伟治印承袭吴昌硕、齐白石诸家融书画印于一体之余绪,无论是分朱布白,结字构体,都可以看到将书画之所长用于治印的优势。如白文印“山水清音”、“漫江碧透”、“误入藕花深处”,朱文印“四品斋”、“自胜者强”、“十万工农下吉安”,离脱了辨字取信的实际用途,成为与书画交相辉映的艺术品,颇具大家气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胡立伟与众多历经磨难的艺术青年一样,获得了久已盼望的学院深造机会。这批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构成了当今中国艺坛的中坚力量。由于地域接近和师承传授,早年胡立伟的中国画受岭南绘画影响较深。岭南派画家高举社会革命和艺术革新的大旗,融汇中西,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努力创造“新中国画”,自有不凡的功绩。我看胡立伟就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时的画作,如1982年的《人体写生》和1984年的《老人和少女素描》,虽是课堂练习,却画得相当结实,显示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引进西方绘画训练于学生造型能力提高大有裨益,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除学院学习以外,社会和自然大课堂学习更显重要。古人云“搜尽奇峰打草稿”,饱游饫看,乘物游心,师法自然、深入社会是画家取得艺术成就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胡立伟多次赴湘西和广西、贵州山乡写生,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速写作品,不仅展现出了画家对景写生捕捉山川之美的手段,更能够感受到画家对社会生活、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劳苦大众的满腔热情。正是这些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充满生活气息的写生速写,构建出了胡立伟绘画创作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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